人们对历史的理解的多样性就如同其呈现的形式一样复杂。自希罗多德（Herodotus）和司马迁以来，历史已从对远古文明和帝王将相生卒的记载变成了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学科。虽然后世对这一学科的补充对今天历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研究仍然遵循着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基本规则：据事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兰克对于历史研究中客观性的强调以及对于史料的尊重到今天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的基本准则。但这只是兰克遗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兰克还要求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探究史料及其描述的历史事件的内在（inner being）联系。

       正如英国史学家里查德·艾文斯（Richard J. Evans）所说，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的内在联系的探究是区分历史学和编年史的主要区别。史学家知道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签订两国之间的条约以及九天之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第二共和国宣战是一回事，明白前一个事件对后一个事件的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知道后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则是另一回事。诚然，知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二战的爆发对于研究二十世纪的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他/她的唯一目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几乎所有对上述事件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认同一个普遍的观点：苏德两国外长签订的条约为德国进攻波兰解除了障碍，而进攻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但是对于史学家们来说，为了给出这一解释，他们要首先要知道两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敌对关系如何引发一场横跨大陆、持续六年的战争。为了了解苏联和德国的外交部长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实，史学家们要先进入他们能找到的资料比较齐全的图书馆，找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s）或二手资料（secondary sources），并查询资料中能够支持“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论断的内容，进而确定这一事件的存在。同样，为了了解德国入侵波兰与二战的联系，史学家们需要用同样的方式找到证据。由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没有经过正当宣战程序，他们需要找到当天的新闻报道以及华沙政府的关于德国入侵的公告。在此之后，他们需要找到英国和法国政府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的反应，以及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英王陛下政府对波兰的独立保障，从而能够证明德国入侵波兰对欧洲冲突扩大化的资料。

       然而到目前为止，史学家们只是完成了兰克的要求的一半。在明白1939年8月-9月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们还需要对这些事件进行解读（interpretation），才能够明白这些事件的内在联系。接下来，史学家们需要回答一系列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柏林和莫斯科为什么要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伦敦和巴黎为什么要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之后对德国宣战、为什么苏联随后派出了军队参与了对波兰的占领？今天比较了解历史的人们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大多都能够给出至少一个解释，而这些解释或多或少都是相似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妥协解除了前者对同时面对英法和苏联军事压力的威胁、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不能再漠视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进一步的侵略行为、苏联对波兰东部领土一直非常觊觎。但是与前一步骤不同的是，这个步骤需要史学家们给出自己的解读。因为每个史学家能够查阅的资料、怀有的动机以及对不同事物的立场大相径庭，所以不同的史学家们的解读也会显著不同。上面给出的对三个问题的解释是今天比较常见的解读，然而有的历史学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英国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认为二战的爆发是偶然现象：因为战争前夕利宾特洛甫与英国驻伯林大使亨德森的谈判没有被后者很好地执行下去，才导致英德两国在波兰问题上到了无法妥协的地步，而不是因为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希特勒忍无可忍。

       第二个步骤的实践以及史学家对解读这一步骤无法避免的参与导致了历史学内部长期的争论：如果史学家撰写的书籍一定会带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在二手资料中读到的历史——有多少是客观的？进一步来说，如果所有二手资料使用的史料本身就被史学家决定，那么公众阅读的所谓历史有多少是对过去事件的还原，而不是史学家自己愿意呈现的版本？如同历史学本身，这些问题的讨论被史学家们所在的时代背景影响。兰克活跃的年代正值西欧和北美各国两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他自己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甚至科学性的追求无疑受到了被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影响。一个世纪以后，当苏联作为独立于世界经济系统的工业化“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国家以一国之力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legitimacy）时，史学界兴起了一股新的潮流。钦佩于莫斯科政权巨大成就，以卡尔（E. H. Carr）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开始使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建立一种挑战传统史学界对“客观性”的定义的研究方法。卡尔关于历史学的著作《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和他至病终时仍未完工的二十卷《苏俄史（History of the Soviet Russia）》时二十世纪中期社会科学领域对历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最佳例证。不到十年之后，因巴黎“五月风暴”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幻灭的西方知识分子逐渐创立出了对一切先前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的建构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而这也成为了众多学科内——包括历史学——的另一股潮流。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下，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成为了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界的代表人物。比卡尔等人更激进的是，后现代理论不仅怀疑传统历史学的客观性，还挑战了兰克留下的史料的基本原则：以詹金斯为例，后现代历史学家们认为先前这一领域的文献对研究过去没有任何帮助，他们不过是史学家们自己的臆想。

       自其出现以来，任何后现代理论所及之处几乎都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苏联解体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即便是激进如后现代理论都成为了更大的学科内的一个分支。历史学研究客观性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早在1967年，作为对卡尔等人的挑战的回应，传统派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Sir Geoffrey Elton）就撰写了《历史学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为兰克的研究方法辩护。三十年后，艾文斯撰写的《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更是对卡尔、埃尔顿和后现代理论家在内各派人士的理论进行了详细讨论。作为一门“经验型学科（empirical subject)”（艾文斯语），历史对方法和客观性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包容性（pluralism）仍在不断增加加的学科。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年代，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历史；但是在汤普森（E. P. Thompson）完成其备受褒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五十年之后，就算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历史教授也不能给出卡尔半个多世纪前的问题——历史是什么——的准确回答了，因为自卡尔以来，社会史、思想史、女性史甚至摇滚乐史的出现已经将曾经拥有绝对垄断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史缩小成了历史这一极其宽广的领域的一部分。在《捍卫历史》中艾文斯经过大量的讨论给出了了他对历史的理解：这是一门拥有科学性质的学科，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它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因为它的太多内容取决于史学家的文笔；学习历史可以丰富我们对于过去以及当下的知识，但它不能用于预测未来。

       注：除卡尔的<History of the Soviet Russia>从未发行中文版，文中英文书籍皆使用了其对应的中文译本的名称。

       参考资料：

       Carr, E, H. What Is History? (1961)

       Evans, Richard J. In Defense of History (1997)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2005)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1959)

       Taylor, A. J. 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61)

       以上内容来自领科北京2017届准毕业生刘昱的分享。